公共场所装监控有没有社会问题？毫无疑问是有的。英国荣格委员会在一份关于隐私的调查报告中指出，如果社会控制依赖于对个人隐私的监视或限制，其结果必然是：“由于紧张所致的精神疾病影响增强，而导致至少是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下降”。学校教育的对象是青少年，他们的身心健康，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，是我们必须要重点考虑的内容。英国荣格委员会提出了命题，但却没有跟踪论证，这实际上正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巍说：“课堂设监控系统，不是什么‘新闻’。就我了解的，国外很多高校课堂也都有相关设备。”那么，为何国外就没有我国这样的质疑呢？除了国外有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之外，观念也是很重要的原因。教育不是行政系统的后花园，但也不是教师私人的后花园。如果一个学者连对着摄像头传播自己观点的勇气都没有，怎么称得上真正的学术自由呢？如果一个教师尊重自己的教师身份达到自律忘我的境界，又怎会觉得监控是对自己的不信任、不尊重呢？

　　对“课堂装监控”，专家本身也承认，用于考场监考、维护师生安全等方面将很有益，可以作为基本物证；用于远程教学也很好，能促进网络课程发展；在保障秩序、把控风险方面也有功用，可以有效预警，而且“在高校内部通过监控的小范围公开属于法律允许范围之内”。实际上，在大数据技术面前，如果全校课堂监控所得信息汇聚成大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，谁又能肯定地说，在敦促“提高教学水平”的目标上就没多大功用呢？

法治社会理应以法为据，在国家法律层面，我国公共场所的信息采集、使用和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确实还需要完善。但贵州省教育厅下发规范性文件，并非没有权力来源，2010年出台的《贵州省公共安全视频信息系统管理办法》就是依据。“课堂装监控”，就和学术自由氛围必然冲突吗？就一定会危害他人的隐私权吗？显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那么，惯性的质疑，甚至武断地说“师生有权拒绝”，可能也不是理性的态度。
 

“课堂装监控”，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两个：一是侵犯著作权的忧虑，因为根据《著作权法》的规定，尽管教授授课内容属于职务作品，但著作权由作者享有，只是学校在其业务范围内有优先使用权罢了。因此，“课堂装监控”，或者应该有“不得擅自用作它途”的统一规定，或者应该与老师都签订著作权使用合同，明确“二次使用”时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，一旦出现非法“盗版”或二次传播的情况，学校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　　第二个问题，也是最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隐私权的保护问题。尽管课堂属于公共场所，但我们不能以公共场所完全否决个人的隐私权。根据法学理论，公共场所隐私权的内容，一是知情权，有权知道谁在收集信息，收集哪些信息，内容是什么，用于什么目的；二是控制权，有权管理属于自己的并且无涉公共利益的隐私权；三是私权自治，可以选择放弃自己在公共场所的隐私权；四是安全请求权，应确保隐私只在安全范围内使用；五是赔偿请求权。“课堂装监控”，师生公共场所隐私权的五大内容，应该确保。

　　事实上，监控本身也不会对任何人的隐私造成损害，监控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安装，而在于怎样管理。正是因为我国尚没有一部全国性法律对个人信息、个人隐私进行保护，基本上只有地方性政府规章，而涉嫌违法使用、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事情，已不止发生一起，所以人们才分外忧虑。技术时代，我们除了拥抱，别无选择。于此，我们最应该做的，不是立即质疑，而是应该呼吁先立法规范，尽量打消人们的忧虑。